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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文化

墓地:为了活着的人

国人往往将“坟墓”两字并称,其实,坟是坟墓是墓,两者并非一个概念。

坟是墓坑上高出地面的突起土堆,即“坟包”,它不能称为“墓包”或“墓堆”。

我国文献上所谓“墓而不坟”一说,便是指挖坑埋尸,不垒坟堆。而墓呢,则泛指墓坑、墓穴、墓圹,后延伸到墓碑、墓饰等。

我国自古以来,通常是“墓且坟”,这不仅在广袤的乡村是如此,即使在都邑城市也不例外,只是到了实施火化后,情形有所改观,“墓而不坟”至少在城市公墓已是一种常例,人们较为看重死者的“墓”,诸如墓穴的大小、墓位的朝向、墓碑的制作、墓饰的设计等,而“坟”的意识日趋淡化,几近忽略不计了。

无论是“墓而有坟”,还是“墓而不坟”,都是活着的人给死者“设计”的,它对死者而言已是一种无可选择的善后处理。雷蒙德·昌德勒在《长眠不醒》中极而言之:“一旦你死去了,躺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是躺在龌龊的水坑里,还是躺在高高伫立在山峰上的大理石宝塔里?你已经死了,你再也不会醒来,这些事你就再也不去计较了。对你说来,是充满油垢的污水,还是轻风习习的空气,完全没有什么两样。你只顾安安稳稳睡你的大觉。”话虽说得有些难听,却颇在理。至于在“墓地”后缀以“文化”两字,那委实是活着的人的一种理性的回归和良知的追求而已,死者对此显然是“无言以对”且“无法回应”的。

近读美国作家戴维·里夫《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一书,其中写到其母苏珊·桑塔格(1933—2004)遗体从纽约运到巴黎的理由。这位美国著名作家对她生活过的美国其他城市——图森、洛杉矶、芝加哥,还有波士顿——并没有多少感情,一直将法国巴黎视为自己的“第二家园”,家人满足了她的夙愿,最终“落户”于巴黎蒙帕纳斯——堪称世界“最文学的公墓”。

戴维·里夫在陈述这件事后,说了一句极富哲理的话:“如果说坟墓真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它们就是为了活着的人”。活着的人怀念逝去的亲人,除了“设堂祭灵”、“睹物思人”,大都是在清明、冬至上坟,以寄托悠悠哀思。此乃是坟墓最原始的意义和最本质的价值。

史铁生在《游戏平等墓地》一文,为活着的人提供了一个对坟墓认识的新视角,即:平等。他说:“人类为什么要有墓地?此前我总是蔑视墓地,以为无用,以为是愚昧的浪费。现在我懂了,那正是历史的祭坛,是象征人类平等的形式。”这个“平等”的概念,不仅仅是针对死者生前的贫富、贵贱,更在于对那些失足者、戴罪人在其死后也应当一视同仁。这是史铁生在经历了20世纪中国那种持续不断、愈演愈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后的一种反思,他把罪人不止是看作罪人,也看作是不幸者:“当正义的胜利给我们带来光荣和喜悦,我们有必要以全人类的名义,对这些最不幸的罪人表示真心的同情(有理由认为,他们比那些为了真理而捐躯的人更不幸),给这些以死为我们标明了歧途的人以痛心的纪念。

”前年,我赴贵州路经重庆,只逗留一天就特意踏访了那里的“红卫兵公墓”,当时有着一种莫名的心情,无以言状,如今读了史铁生上述那段话打开了“心结”。“红卫兵公墓”乌压压一片,罕人光顾,显得破乱不堪,难道仅过了四五十年,人们已忘记了他们?人们能忘记他们吗?追怀昔日的偶像,也许是人们墓地之旅的一个动因。

去年年底,我去看望卜居巴黎的女儿,顺道“旅”了一回拉雪兹神甫公墓。那天是周日,而且临近圣诞节,法国人习惯在这期间到墓地凭吊亲人,当然像我这样的谒拜名人者也甚夥。巴尔扎克、王尔德、肖邦、缪塞、莫里哀、圣西门等名人都“睡”在那里。法共领袖阿拉贡的墓地直面着弹痕累累的巴黎公社社员墙,似形成了无产阶级的“红色一角”。颇为有趣的是,我意外发现王德的墓碑上印满了红唇,都是花痴女粉丝之所为,尽管他本人是一位同性恋者。

记得《新民晚报》曾刊登过一篇题为《美国人的爱好:去墓地一游》的报道,称:在洛杉矶“永远好莱坞”墓地,每到周六都会聚集2000多名游客,他们在谒拜偶像墓地的同时,聚会野餐、观看电影,与已故影星共度夜晚。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墓地特辑”纪录片制作人里克·塞贝克说:“人们拜访名人墓地时往往会献上一些特殊的‘礼物’,如光盘、照片、吉他等”。为了方便人们寻找名人墓地,现年37岁的美国青年吉姆·蒂普顿还创建了一个名为“寻找墓地”的网站,免费提供全球范围内名人墓地的地址。

在美国,“墓地游”甚为火热,一些名人墓地成为游客心驰神往的地方。家住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斯坦顿历时15年,走遍全游550处景点,寻访音乐家们的长眠之地,最终成书《墓地游:音乐家们》。德国在现代战争中所犯下的罪孽是天人共愤的,而其对自身的反思也是有口皆碑的。这在德国人的墓园文化中可窥一斑。三年前,我初旅德国,友人陪同去了科隆郊外。那里有一片公共墓园,在林林总总的墓碑中,有一座墓碑突兀而立,由水泥砌成,其背后长着一排高高的、齐齐的松柏树,墓碑顶端的碑额上是一行德文:“我们倒下的英雄”。

碑额下饰有一幅雕塑,虽说比较粗制,但形象尚可辨析:侧仰于松树下的一位军人,右肘支地,怀里斜斜地抱着一杆红旗,他的右侧站立的是基督耶稣,上身微微前倾,向那位军人伸出右手,似指责,似挽救,似扶持,似召唤。偌大的雕塑下面镌刻着一个醒目的德文词:“和平”。再下是两组人名,一组是1914-1918年,约四五十人,另一组是1938-1945年,约200人,都写上死者的名字和生卒年月。这是当地人为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牺牲者所建立的墓地。德国科隆人用这种方式来缅怀在战火中捐躯的亲人,同时也是表达了这个民族直面历史,幡然醒悟,追求和平的殷殷心愿。

逝者已去,但他们给活着的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幽明两界是相通的。众所周知,南北战争是美国一个半世纪前的一场政治纷争,最终是北方军胜南方军败,美国归于统一。表彰和纪念北方军自不待言,倘用“正义”或“非正义”的战争观视之,表彰和纪念南方军,就有些不可理喻了。然而,在美国则不然。且不说美国人从来就不称南方军为“叛军”,也不说南方小镇上有一个名叫“南方女儿”的组织100多年来始终不渝地维持着这样的纪念,就以墓地而言,南北各自有着规模相当的烈士陵园,像北方军牺牲者一样,每一位南方军的烈士墓碑前都有一块金属标牌,插上南方军旗。在美国人看来,曾经上战场的南方将士,也是为了家园才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他们的牺牲同样是为国捐躯,理所当然值得后人怀念。哈里·L·史汀生(1929—1933年任美国国务卿,1911—1913年和1940—1945年两度任陆军部长)说过:“我们务必不要忘记,在现代的生活、科学和技术条件下,一切战争都可能是极其残忍的,参加战争的人,即使为了自卫,没有一个能不成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残忍的人。”暂且不论战争发动者的政治意图,从人性的角度看,为家园捐躯的烈士都值得表彰和纪念,都应当一视同仁。

记得日本学者高井有一在《墓园随想》一文中说过:“在墓园,将我平稳度过的前半生细细咀嚼回味”。正是这种“咀嚼回味”,使得活着的人凝视坟墓这一亡灵的栖息地时常有所感悟,有所惊醒,有所启迪,有所警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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